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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4]。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无需申请注册自动送体验金可提现[20]阿斯卡尼奥(Ascanio)即阿尔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Sforza)枢机主教。

无需申请注册自动送体验金可提现[2]此处“效力”原文为“virtù”,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马基雅维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2]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MesserAnnibaleBentivogli)于1445年被波洛尼亚另一个大家族首领巴蒂斯塔·坎尼斯基(BattistaCanneschi)杀害,但遭到群众反对,巴蒂斯塔·坎尼斯基亦被杀死。[5]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穆奇奥之子,雇佣军队长;在米兰的公爵菲利普的军队中任职。

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因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有人被认为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如此等等。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却失败了。无需申请注册自动送体验金可提现因为君主除非使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人数又很多;反之,他对于没有施与的人说来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19]圣·乔治(SanGiorgio),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RaffaelleRiAario),其命名同前。[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

[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贵族应该主要地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考察:他们支配自己行动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完全依靠你的运气,抑或不是这样。对于那些这样约束自己而不是贪婪的人们,你应该给以光荣并加以爱护;而对于不是这样约束自己的人们,你可以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检验。这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可能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你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你隆盛的时候,他们会尊敬你,而当你处在逆境的时候,你也无需畏惧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这是一个征象,表明他们为自己着想比替你着想得更多。君主就应该防范这类人,并且把他们当作公开的敌人那样加以警惕,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主灭掉。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2]此处“效力”原文为“virtù”,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马基雅维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2]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3]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无需申请注册自动送体验金可提现[5]贝尔纳博(messerBernabò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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