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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但是,正是由于惠普的产品线太长,惠普内部非常混乱,进一步发展包袱很重。而且,惠普很多产品之间毫不相干,无法形成优势互补。因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惠普必须在产品上进行调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公司调整和重组的最简单、经济上最合算的做法就是将一些部门从公司剥离出去单独上市。惠普选择了这种做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卖哪个部门。如果说微软是善于便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思科则是反过来,它通过自己的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虽然华尔街把阿尔卡特-朗讯和加拿大的北电也算做了思科的竞争者,其实这两个以程控交换机见长的公司和思科不完全处在同一个领域,基本上威胁不到思科。而且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欧洲杯足彩竞猜网站在科技进步量变的过程中,新的小公司是无法和老的大公司竞争的,因为后者在老的技术方面有无以伦比的优势。比如,木工厂出身的诺基亚在老式的模拟手机上是无法和传统的通信设备老大摩托罗拉竞争的。但是,在抓住质变机遇上,有些小公司会做得比大公司更好而后来居上,因为它们没有包袱,也比大公司灵活。这也是硅谷出现了众多的新技术公司的原因。

欧洲杯足彩竞猜网站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好景不长,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碎,苹果公司的发展面临再次受到阻碍的可能。当然只要它老老实实地固守自己的高端市场,随着经济的复苏,苹果还会慢慢好起来,成为高端PC的制造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苹果就不值得我们在此大写特写了;而乔布斯也就不是乔布斯了。乔布斯的超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学习,并且能把得准时代的脉搏。经过十几年磨练的乔布斯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了。他已经认识到了苹果封闭式的软硬件,从成本上讲,无法和微软加兼容机竞争,也无法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软件。乔布斯做了两件事,他在苹果的微机中逐渐采用了英特尔的通用处理器,同时采用FreeBSD作新的苹果操作系统的内核。这样相对开放的体系使得全社会大量有兴趣的开源工程师很容易地为苹果开发软件。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为苹果找到PC以外的成长点,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当年斯库利的观点。当然世界之大必然能够出现一些成功改良自己基因,并成功转型的公司。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介绍诺基亚如何从一个木工厂变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通用电气如何从一个电子公司变成一个以银行业为主的跨行业的商业巨子,以及3M公司如何成为一个综合领域的常青树。

太阳公司名称的由来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斯坦福大学校园网(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首字母缩写。当安迪.贝克托森AndyBechtolsheim(我们以后介绍Google时还会提到他)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他设计出一种“三个百万”的小型图形计算机,称作图形工作站(GraphicWorkStation)。这“三个百万”是指每秒一百万次的运算速度(现在微机的万分之一)、一百万字节的内存(今天PC的千分之一)和一百万象素的图形显示器(比今天的微机显示器低、比手机高)。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贝克托森采用了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并用了一种当时很先进的内存管理器芯片来支持虚拟内存。和一般微机不同,网络功能是其必选项。贝克托森开发出原型机Sun-1后,便于1982年和斯科特.马可尼里(ScottMcNealy)等斯坦福毕业生从学校出来创办了太阳公司。马可尼里担任了公司的CEO,直到两年前退休。半年后,公司便盈利了。这是我知道的最快实现盈利的科技公司。四年后的1986年,太阳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当时的股票代号是SUNW,即太阳工作站的缩写,而不是今天的JAVA。大家也许会问,既然思科这种办法证明有效,为什么别的公司学不来。当然这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公司的领袖都有思科CEO钱伯斯(JohnChambers)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思科的基因使然。思科自己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虽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当然思科上市后,波萨克和勒纳为斯坦福捐了很多钱,除此以外斯坦福还拥有很多思科的股票,因此斯坦福和波萨克和勒纳通过思科的到了双赢。正是如此,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职务发明开办公司。另外,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反了天。在IT领域内部转基因尚且如此之难,从非IT领域进入IT领域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现在很好理解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始终摆脱不掉“发展汽车工业”这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了。虽然在八十年代通用汽车进入电子和通信领域后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布局,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给自己套的紧箍咒,无法自拔。欧洲杯足彩竞猜网站但是AT&T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AT&T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年,AT&T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AT&T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年,AT&T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AT&T的根基。

三个人再次找到亚平,亚平请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查理曼教授作了评估,证实了山姆等人的技术是先进的并有相当的复杂度,而且有专利保护,别人不易抄袭模仿。亚平觉得可以投资了,他和他的天使投资团觉得山姆、强尼和迪克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值(未融资前)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三个创业者觉得他们的工作值二百五十万,最后商定定价二百万(注:对公司的估价方法有按融资前估价,即Pre-Money,和融资后估价,即Post-Money两种。从本质上讲,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估计都以Pre-Money来计算)。亚平和他的投资团投入五十万,占到股份的20%。同时,亚平提出下列要求: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阿甘正传”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么一个镜头。傻人有傻福的阿甘最后捧着一张印有苹果公司标志的纸说,我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有人说我这一辈不用再为钱发愁了。那是九十年代初的电影,导演挑中了苹果公司,因为它的股票确实在几年间涨了十倍。哲学家黑格尔讲:“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Allthatisrealisrational,andallthatisrationalisreal.)这句话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成为最有进步意义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当然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了,它终究就会消亡。风投在六十年代后(而不是二战以前)在美国(而不是世界其它国家)蓬勃兴起有它的社会基础。Google(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你反过来看摩尔定理,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和十八个月前卖掉同样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就要降一半。IT界把它称为反摩尔定理。反摩尔定理对于所有的IT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个IT公司花了同样的劳动,却只得到以前一半的收入。反摩尔定理逼着所有的硬件设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理规定的更新速度。事实上,所有的硬件和设备生产厂活得都是非常辛苦的。下表中列举了各个领域最大的公司今天的股值和他们最高值地比例。

最近,随着Google基于Android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问世。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宣布它可能会开放它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Symbian。但是,我个人预测诺基亚这件事做不成,或者说做不彻底。它会开放一些源代码,目的是让别人为它做软件,而不是帮助别人做兼容诺基亚的手机。因为选择后面这条路,就断了它自己的财路。诺基亚和微软不同,后者本身不做手机硬件,靠单纯卖手机操作系统挣钱,世界上采用它的操作系统的手机商家越多越好。诺基亚在手机领域相当于二十年前苹果在微机领域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手机本身挣钱,别的牌子的手机卖多了它自己的就卖少了。这也是由于诺基亚作为手机厂商的基因使然。Google则不同,它从来没有想去挣硬件的钱,而只是希望人们通过硬件来使用它的搜索。因此,它希望采用它的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的制造商越多越好。由于诺基亚和Google的基因不同,商业模式不同,在手机领域的做法就会不同,当然最后的结果也会不同。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惠普赌的另一个拳头产品是它的打印机。惠普决定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通过廉价的刀架挣高价刀片的钱,它打算廉价卖打印机,然后高价卖墨盒。惠普的市场战略家们当然仔细算过这笔帐,但是,它们低估了日本制造的效应。至今,惠普在打印机市场上一直受爱普生和佳能的威胁。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

惠普新的舵手是马克.赫德。他上任前大家对他是否能扭转惠普这个老、大、难的公司也心里没底。也难怪,九十年代以前,惠普的高利润很高,节奏慢一些也没关系,惠普的很多老员工已经习惯了不紧不慢的做事方式。这种样子显然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微机市场上生存。在产品上,惠普和竞争对手相比一点优势也没有。两年后,雄辩的事实证明,作风直截了当的赫德正是医治惠普的良医。赫德很少花时间做那些漂漂亮亮的Powerpoint投影胶片,而是直接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赫德很少讲大道理,从来是用数字说话。他做一小时报告,常常要引用几十个数字,平均一分钟一个。谷歌研究院院长彼得.诺威格博士说,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以后,就不要再指望在市场占有率上翻番了。这句话在信息工业界广为流传。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但是常常被一些公司领导者忽视。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太阳公司占有了觉得部分工作站市场,市值一度超过一千亿美元。但是,它还在盲目扩大试图在工作站和服务器上进一步开拓市场,结果,一旦经济进入低谷,工作站和服务器市场迅速收缩,即使它占到100%的市场份额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太阳公司的市值蒸发了90%多。欧洲杯足彩竞猜网站AMD不同于英特尔以往的对手,它从来没有另起炉灶做一种和英特尔不同的芯片,而是不断推出和英特尔兼容的、更便宜的替代品。AMD的这种做法和它的基因很有关系。AMD从血缘来讲应该是英特尔的族弟,因为它也是从仙童半导体分出来的,也在硅谷,只比英特尔晚几年,而且也和英特尔一样,从半导体存储器做起。和其它处理器公司不同,AMD的创始人是搞销售出身的,而一般技术公司创始人都是技术出身。AMD的这种基因决定了它不是自己会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市场导向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在AMD创建不久,它就成功地解刨了英特尔的一个八位处理器芯片。八十年代,由于IBM采购的原则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公司参加竞标,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Intel主动让AMD帮它生产芯片卖给IBM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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